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黔北小城遵义，一座两层小楼，一场秘密会议，历史在这儿转了个弯。会后，再次踏上长征路的红军，走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路线。此后，中国共产党抛开共产国际的“拐杖”，走上了独立自主的中国道路。

　　若干年后，人们这样评价那段历史：“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国画）孙永

　　1927年以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中国共产党举起了武装反抗的旗帜，取得了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但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进行战略转移，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长征。长征初期又遭遇一连串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中央红军遭受重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对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表示怀疑和不满，要求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变军事路线。

《而今迈步从头越》（油画）沈尧伊

　　1935年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突破乌江天险。次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乌江成了红军的天然屏障，而遵义附近的其他部队也难以造成实质性的威胁，一直被动挨打的红军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相对和缓的军情给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和比较安全的环境。于是，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的推动下，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了。

《遵义会议》（油画）沈尧伊

　　遵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的教训。与会者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高级将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

《长征》之《遵义会议》（国画）

　　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博古首先作关于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史称“正报告”），他片面强调失败的客观原因，而没有认识到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周恩来接着在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工作报告（史称“副报告”）中，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反“围剿”战争中在战略战术方面存在的问题，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军事错误的报告。张闻天的发言逻辑严谨，措辞激烈，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

《遵义会议·伟大转折》（国画）赵志田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错误，具体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当前应采取的军事方针。

《遵义会议》（油画）

　　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表示支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的发言，都不同意博古所作的主报告，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

　　1月17日，遵义会议闭幕。会议做出了四项决定：一是选举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三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进行调整；四是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遵义曙光》（油画）杨参军、井士剑、任志忠、周小松

《遵义会议》（油画）彭彬

　　根据会议决定，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调整，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决议》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基本作战原则，严肃指出博古、李德要对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负主要责任。

　　随后不久，中革军委设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３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也被称为“新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

《遵义会议》（油画）彭召民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重大问题，标志着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从此，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开始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遵义会议的三天，是对中国革命影响深远的三天，也是对中国未来发展富有启示的三天。那些穿越历史而来的经验与警示，将持续给予我们智慧和力量。